乔永庆去世已经30多年了，但原阳、封丘两县的干部群众仍念念不忘他，时不时谈及他带领两县群众引黄稻改的事迹。

  乔永庆曾任原阳县原武公社社长、党委书记，原阳县委副书记，封丘县委副书记、县长、政协主席，原阳、封丘两县的引黄稻改，他可谓功不可没。因此，两县人民亲切地称他“水稻县官”。

  引黄稻改是新中国成立后原阳历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原阳县引黄稻改的线年代之前，原阳县并不种植水稻。但原阳县水稻种植的历史可上溯到两汉时期，三国时曹魏初年，原武县就曾有“稻田守”职官的设置。据《宋史·河渠志》记载，北宋神宗熙宁年间，原阳、阳武两县曾几次大规模动用役夫，试图引黄淤灌，改良土壤，但均劳民伤财，未能获得成功。

  宋、金之后，黄河泛滥加剧，河水多次改道，致使原阳县土壤瘠薄且多沙碱。在今黄河大堤北侧与天然渠之间的“背河洼地”，地面较黄河河床低6—8米。这一区域的30多万亩土地，受河水侧渗影响，地下水位过高，土壤含盐碱量大，“大雨大灾，小雨小灾，无雨旱灾，冬春风灾”，水旱灾害历史悠远长久。当地人编有顺口溜：“冬春白茫茫，夏秋水汪汪，遍地蛤蟆叫，潮碱不打粮。”“盐碱洼地大花脸，种上一斗打两碗，赔了种子和人工，年年苦熬愁吃穿。”这些顺口溜是原阳县引黄稻改之前的自然面貌和贫穷历史的线年春，根据中央提出的改变耕作制度、改变地形、改变种植作物“三改”方针，原阳县在韩董庄乡荒庄村试种水稻，取得了亩产250公斤的好收成，为盐碱洼地发展农业生产找到了一条途径。从1957年冬季开始，在全国“”的形势下，原阳县提出了“咬紧牙关，苦战三年，盐碱洼地改稻田，把原阳变成小江南”的战斗口号，组织动员大批劳力，大搞水利建设，经过一个冬、春的苦干，开挖大小渠道1658条，建成大小建筑物1906个，终于引来黄河水，具备了大面积改种水稻的门槛。1958 年，全县上报种稻40多万亩，但收获面积只有20多万亩，平均亩产150公斤，其中4100亩样板田平均亩产300公斤。这无疑给多年饱受风沙盐碱灾害的原阳县注入了一剂强心剂。1959年，全县种水稻近20万亩，平均亩产250公斤。1960年，全县水稻种植培养面积16.8万亩，平均亩产215公斤。

  引黄稻改貌似成功的背后，却隐藏着严重的危机。受“浮夸风”的影响，1958年夏收期间，原阳县掀起一股虚报高产、竞放“卫星”的浪潮，报刊上充斥着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“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”的口号和高产“奇迹”的宣传报道，不讲科学、违背客观规律的瞎指挥随处可见。原阳县1958年扩种水稻5000亩的最初计划，经过一改再改，最终定为40万亩，结果实收面积只有20万亩。特别是1958年2月，在新乡地委“一年实现水利化”的错误思想指导下，原阳县各种水利建设工程一起开工，大搞平原水库建设。由于水库内长时间蓄水，引起周围更大面积农田的盐碱化。加之县境内天然、文岩两大排水干渠被改作输水总干渠，致使全县支排渠道有的被堵，有的被截，丧失功能。大蓄大灌，只灌不排，导致全县地下水位急剧升高，与稻田毗邻的旱作物因稻田水浸，叶黄不长，甚至被水浸死，全县的土地盐碱化进一步加剧，次生盐碱面积逐步扩大。几年下来，原阳县的农业产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。于是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一些领导把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完全归罪于改种水稻，武断地作出决定，强行毁掉水利设施，扒平引水渠，断绝水源，停止种稻。这种“脑子一热，不顾一切”的错误做法，最后导致了原阳县新兴的水稻种植业以失败而告终。

  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1965年，乔永庆来到了原武，先是任社长，1967年改任书记。

  乔社长到任的当务之急是拯救灾荒，他做过多种尝试。他曾游说当地群众多种高产作物红薯，以解燃眉之急，但红薯也不适宜在这种土质生长。他又动员群众造台田，种田青，以图改变盐碱，却也收效甚微。当然，他也动过改种水稻的念头，只是此念一出，就遭到众人的反对。是啊，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”！前些年引黄稻改的惨痛教训，在当地人心中已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，再提稻改，谈何容易！

  原阳县的引黄稻改曾经成功过，这就希望。但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科学分析原因，采取必要对策，切实加以解决，这是稻改失败的最终的原因。乔永庆这样认为。他已经别无选择，不得不把一线希望寄托到稻改上。他开始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思维暗下功夫。

  找准症结是解开农民心结的良方。乔永庆开始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。一次，乔永庆到西关大队搞调研，有人对他说，靠近沉沙池的一片荒地，曾种过水稻，当年收成还不错。于是，他赶忙找到老农赵振华家里，详细询问当年的种稻情况。赵振华回忆说：“1958年，我亲手在这块荒地引水种过稻，挖了渠沟，能灌能排，黄河水冲走了盐碱，落了一层淤泥，一季收了500斤稻谷。”赵振华的一席话，使乔永庆豁然开朗：当年引黄稻改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黄河水冲走了盐碱；接下来土壤碱化，是由于只灌不排；要想遏制土壤碱化，必须灌排结合，这就是“碱随水来随水去”的科学道理。乔永庆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，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我找到治碱的方子了，原武有救了！”

  示范带动是启动希望之门的钥匙。认准了科学用水这个理，乔永庆看到了引黄稻改的曙光，于是，他大会宣传小会讲，在公社党委、政府一班子人达成共识的基础上，首先从打消群众顾虑入手，先行试点，典型引路，待条件成熟，再大面积推广。他还聘请新乡市农科所的水稻技术员孙彦常做技术顾问，自己到最贫穷的小杨庄去蹲点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。孙彦常被划为“”，在单位经常挨批斗，乔永庆却将他奉为上宾，常邀他来原武讲农业科学技术、水稻管理技术，并对他说：“怕啥？原武人不会斗你，你们单位的人斗你，你就来原武。”就是这样，乔永庆与孙彦常结下了终生友谊。后来，孙彦常培育的优良水稻品种“新稻68—11”获得了河南省重大科技奖，也一度成为原阳县的水稻当家品种。经反复做工作，乔永庆选择牛庄、香王庄、南街、西关等队先行试点，每队试种10亩左右，全社试种不足百亩。经过精心管理，几个试种点的水稻亩产达200多公斤，尤其是牛庄、香王庄试点长势最好，平均亩产达250公斤。

  小试牛刀，乔永庆心里有了底，他决定逐步扩大种植培养面积。1968年，原武公社扩种水稻800亩，获得了平均亩产225公斤的好收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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